摘 要：考察中国传统时间制度(农历)与屯堡农业生产、民俗仪式的重要关联，认为这是屯堡人在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文化转型的一种自主能力，是一种应对时代变迁的文化自觉，将其称为“时间自觉”，是“文化自觉”概念之下的下位概念。所谓“时间自觉”，是指屯堡人自觉地以农历这一传统时间制度为文化指令，安排农业生产和传承着诸多传统文化，农历成为屯堡社会建构的重要机制。
关键词：时间制度；农历；屯堡文化；文化自觉；时间自觉
屯堡研究成果可谓丰硕，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但在这些研究中往往缺少“时间制度”的视野，特别是少有屯堡农业生产、民俗仪式与“时间制度”关联的考察。笔者认为，“时间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建构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因素，屯堡文化之所以能传承至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屯堡人一直遵循着中国传统的时间制度——阴阳合历的农历，数百年来他们系统性地、普遍性地将农业生产和民俗仪式嵌入到这一时间制度之中，型塑了屯堡乡村社会和延续了族群文化传统。
一、农历：中国影响深远的传统时间制度
历法，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又是一种法律制度，负责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在过去，历法是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的，在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前都是不允许私人介入的，甚至印刷都不可以，必须得到朝廷的颁布。历法是人类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计算时长间隔，判断气候变化，预知季节时间位置的法则，主要分为阴历、阳历、阴阳历。
农历，又称夏历，我国民间通常叫作阴历，但其实并不是纯粹的阴历，而是兼顾月相和日相变化的阴阳合历，对农业生产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真正的阴历，主要是根据月相变化来制定的历法，不考虑回归年的四季变化，与中国民间所称的“阴历”有很大差别。阴历的时间和阳历相比，每年大约差十一天，有时一年会相差一个月。
农历，相传是由轩辕黄帝所创制的，又由于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必须为皇家测算、创制、审定、颁布、印行，因此又称皇历。农历，以月相变化为基础，吸收了阳历的二十四节气，并通过“置闰法”的调整，使之符合回归年。所以，农历反映了太阳、月亮与地球的关系，有朔望变化、季节更替，与月相、日相的运行规律相吻合。“置闰法”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农历的主要内容为二十四节气，每天标有宜忌、干支、值神、星宿、月相、吉神、凶煞等，由于具有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农民农业生产的功能，所以又称为农民历。农历，在中国民间社会俗称为通书，但因通书的“书”与“输”同音，为人们所讳忌，因此又将称为“通胜”。
阳历，即是太阳历，是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而形成的历法制度。一年有12月，此“月”与月相朔望无关，月份、日期与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趋于一致，可看到一年四季及其相应的寒暖变化。现行的公历(也叫西历、西元、公元等)，是阳历的一种，经意大利的Aloysius Lilius将儒略历改造而成。规定每四年设一个闰年，将增加的一天放在天数最少的2月，因此逢闰年时的2月就有29天，使每四年大约就会一天的问题得到解决。
现行农历沿用清朝的《西洋新法历书》，该历书脱胎于明末的《时宪历》。在四百多年前，在汤若望的主持下，由欧洲耶稣会教士和中国首批天主教徒合编而成。现行“农历”与《时宪历》前的中国历法在“二十四节气”上共享同一个名字，但确定方法、日期不同。明亡清兴后，顺治皇帝直接将《时宪历》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并于顺治二年(1645年)颁布通行。从康熙八年(1669年)灭亡，我国历法一直大体沿用该历书，即是在民间一直沿用至今的“农历”。
民国建立以后，政府强推西历，采用西历或者民国纪年，强行废除农历，但在乡村社会效果并不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基于民国“废历”运动不彻底的教训，也允许农历在广大农村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人们可能会在建筑动土、婚丧嫁娶、店铺开业、重大庆典等的择日上使用农历，但将农历的社会编排方式与比较系统的族群文化、地域文化传承连在一起，至今仍呈活态传续的屯堡文化当属这方面少见的典型代表。
二、近现代以来屯堡人仍固守着农历的社会文化指令
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时间制度进入中国，公历制度、星期制度、时钟制度等西方时间制度亦进入屯堡地区。西方的时间制度主要是适应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农耕社会的屯堡在面对官家、在面对与外部社会对接时也是采用这一套制度，但是在内部的农业生产和民俗仪式展开时，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时，屯堡人往往比较多的采用农历这一中国传统的社会时间制度。据民国《平坝县志》记载：“元旦旧惟机关庆祝，社会恒淡漠视之。自民国二十年(1931)起，县政府竭力推行国历，强迫民众以过旧历元旦式过国历元旦，禁止再过旧历新年及售卖旧历书，于是城乡始渐知有此种元旦，渐知有国历”，“立春、雨水、小寒、大寒等二十四节气，端午、中秋等三大节等，名目一同旧历，惟变成国历日期计算。凡社会过旧节气之种种仪式，其无碍于善良风俗或涉及迷信者，仍听群众于新节气内举行。”平坝是屯堡区域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以看到进入民国后所推行的“废历”运动，在屯堡区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政府公开推行阳历即公历，但对老百姓习惯了的农历及相应的习俗则听之任之，实际上是一种“阳”奉“阴”违的障眼法。据一些年岁大的老人说，在过旧年旧节时，刚开始还换算成公历，后来直接不用换算，政府睁只眼闭只眼的。查阅一些相关资料，全国其他农村推行公历时也有类似的状况(参见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载《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刘爱华《“新礼”与旧俗的对峙：民国时期废历运动宣传策略误区及其阐释》，载《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可以说，进入民国以后，政府推行公历，欲废农历，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出现了典型的“阴”盛“阳”衰状况，并没有达到废农历目的。
在农业生产上，屯堡人普遍采用农历的二十四节气，通过太阳的周年运动，指导自己的农业行为。很多屯堡老人对于“十二节令”和“十二中气”比较熟悉，“节”与“气”的交替出现成为恒久的农业生产法则。
屯堡人习惯使用农历的干支纪法，也就是通过干支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干支纪年是使用十天干、十二地支来纪年。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对应着十二生肖。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构成60个基本单位，将此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这就是干支纪法。比如公元2018年12月28日上午8点，这一天是农历十一月廿二日，用干支纪法就是戊戌年、甲子月、甲午日、戊辰时。从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干支纪年、帝王年号纪年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直至清朝灭亡。进入民国后，主要是使用公历纪元，但屯堡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多采用干支纪年。
农历这一中国传统的时间制度，尽管现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仍在使用，特别是农村社会比较常见，但至今仍呈系统性地将农业生产和民俗仪式嵌入到农历的时间制度中，普遍地踩着传统的时间节点、社会编排方式来实现文化传承与社会运行，屯堡应该是比较典型的，这深刻地影响着屯堡人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生态。
(一)指导农业生产相关行为按照时序进行
屯堡人“尊时守位”，“尊时”就是“不违农时”，就是充分地尊重农历的时间制度来安排农业生产；“守位”就是原来守住自己的军人职责和使命，在清代康熙年间经历“改卫归流”的重大转折点由“军”转“农”之后，守住的是自己“农人”的本分。我们从他们流传的农谚均可看出，这其实不是一般的顺口溜，而是世世代代不断总结、传续的经验通则，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则参与了地方社会的建构。比如：
三年两头润，一年打两春。
春分秋分，昼夜平分。
清明要明，谷雨要淋。
立夏不下，蓑衣斗篷请高挂。
夏至五月中，连路吃连路松。
夏至五月尾，财主要后悔。
六月秋，减半收。
七月秋，满满收。
白露不出，寒露不熟。
重阳无雨望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不怕重阳十三雨；只怕立冬一日晴。
白露雾茫茫，谷子田里黄；白露不低头，割来喂老牛。
小满不满，芒种不管。芒种打田不在水，夏至栽秧矮一等。夏至五月头，连路吃，连路愁。
惊蛰冷，打田等；惊蛰热，田开裂。
白雾白茫茫，秋分满坝黄。
芒种栽秧日赶日，夏至栽秧时赶时。
一九、二九荷包揣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五九、六九隔河看柳，七九六十三路上行人把衣单。九九八十一庄稼老汉把田犁。
诸如此类的农谚，是屯堡人顺应天时来安排农业生产、预测丰歉的经验通则。
传统的时间制度不仅仅是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也是形成农业生产相关仪式的指令机制。比如正月间，跳地戏叫作“迎春神”，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祈求新的一年在农业生产上的五谷丰登；七月间，跳地戏称为“跳米花神”，这是稻谷扬花之时，庆祝农业生产的大丰收。逢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神农氏(炎帝)诞辰，过去不少屯堡人家要祭祀。神农是五谷大神，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屯堡人是要表达他们的感激。农历四月初八，屯堡人要举行“开秧门”仪式，要吃“乌米饭”，以表示做农业的屯堡人可赶季节栽秧子。农历六月初六，要有“秧苗会”的仪式，这是老年男子的会口，这些老人往往都是庄稼能手，他们要带上祭品到土地庙前祭拜土地和山神，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屯堡村寨都有建在村口的土地庙，而且往往不是一座，有的有好几座，如九溪村就高达15座。农历六月二十日，要举行“马王会”，过去养马的人家要祭祀三只眼的“马王菩萨”。农历十月初一，是“牛王会”，这是牛王菩萨诞辰。养牛的人家不让牛劳动，让其好好休息，并喂好饲料、喂糍粑，表示对牛一年辛劳的感谢。
(二)促进商品交易遵循时序、位序进行
屯堡人将中国传统的时间制度与具体空间联系起来，形成了屯堡地区的十二甲子场，以“地支”的十二甲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排序，周而复始地来计算场期，他们为了方便记忆，实际上是以十二生肖来定集市贸易的赶场期。一般是六天为一场，这很明显不同于西方传入的“星期”这一时间制度。每个村寨的场坝常以两个时距相等的生肖为场期，形成了穿梭于各个集市的“转转场”。比如，“子日”鼠场赶旧州，“丑日”牛场赶鲊陇，“寅日”猫场赶二铺、双堡，“卯日”兔场赶尖山、王官堡，“辰日”龙场赶七眼桥，“巳日”蛇场(顺场，做生意的人叫蛇为“顺”)赶旧州、松林寨，“午日”马场赶大西桥镇马场村、山京马场，“未日”羊场赶花街(安顺市西路)，“申日”猴场赶二铺，“酉日”鸡场赶尖山，“戌日”狗场赶七眼桥、半山水桥，“亥日”猪场赶大西桥村等等。形成了“天天赶场”的农村集市交易的空间格局。在屯堡，还保留着“龙场”“马场”“羊场”“鸡场”“狗场”“猪场”等地名，而且有一些场市至今仍然十分活跃。十里八村的乡民、小商小贩会自觉地在时间的文化指令下到某一场坝进行集市交易。
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十二甲子场”是屯堡人将农历运用到集市贸易的文化实践，使屯堡村寨之间的商品往来有序地展开，并且在屯堡村寨的总体格局中形成了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当然，在这里可以补充的是，屯堡人的赶场圈与婚姻圈是基本重叠的，在信息、交通等有限的传统社会，赶场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也是婚姻信息的沟通，不少年轻人的婚姻就是在场市这一村际交往的平台上逐渐达成的，有的是年轻人的直接交流、交往，有的是年长者之间互通信息后撮合的，如此看来场市还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及下一步仪式(婚礼)的生产机制。
作者简介：
张定贵，1970年9月生，男，贵州关岭人，奇乐棋牌教授（三级），奇乐棋牌屯堡文化传播转化研究省级创新团队带头人，中国明史学会屯堡分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建设专业委员会理事、贵州省屯堡研究会会长、贵州省社会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学、社会学，长期从事屯堡汉人社会研究，是安顺市第五批市管专家，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先锋”，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荣获贵州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奖项。
